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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摘 要:回顾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历程,70年民俗学学科建设经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学科建设始终与国家社会需要密切相关;学科体系与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石;学科理论的阶段总结与推进是学科方向的保障;始终保持以人为本的学科意识。论文并从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实践性与历史性、本土性与国际性、融合性与开放性四个方面讨论了新时代民俗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 民俗学学科史; 钟敬文; 民间文学; 70年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研究”(18ZH011)

  中国民俗学学科经过萌发阶段的积累孕育,探索时期的初步建设,提升阶段的快速成长,目前进入到转型跃升的关键时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在此背景下,总结民俗学学科建设历程与发展经验,借鉴国内外及相邻学科优秀研究成果,反思民俗学研究路径与学术伦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将更有助于确立民俗学科“安身立命”[1]的合法性,使之成为助益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伟大学科”[2]。

  一、70年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历程

  从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开始,现代中国民俗学已走过百年历程。百年树人,如果将学科建设史比作生命成长史,民俗学是飘洒于新文化运动之风的种子,孕育于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的沃土,在新中国成立后破土而出,经历一段曲折之后,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强筋壮骨,显露模样,在21世纪学人的培育下,风华正茂,茁壮成长。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将目光投注到平民文学与民间风俗,伴生了“眼光向下的革命”[3]。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端,经过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时期三个重要时段,在周作人、刘半农、胡适、顾颉刚、常惠、董作宾、茅盾、魏建功、钟敬文、陈锡襄、杨成志、钱南扬、江绍原、娄子匡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下,民国时期的民俗学在学术研究、课程设立[4]、刊物建设[5]、学会建设、人才培养[6]、田野调查[7]、民俗博物馆筹建等方面做出大量成绩。民俗学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的搜集研究获得了突出成就。整体而言,民间文学研究体现出“文史之学”的特性,但民间文学向民俗研究领域过渡的倾向也有所显露。之后,抗日战争的爆发虽然对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发展造成冲击,但仍然形成了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派以及大西南民间文学采录与延安民间文艺采风学派等局部发展高潮与重要研究成果[8]。

  (一)前30年:民间文学一枝独秀(1949-1977)

  毛泽东于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了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它抬升了民间文艺的地位,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通过改造旧文艺、发展新文艺,突出了民间文艺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服务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仍然是国家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阶级斗争格局全面影响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发展路径,民俗学因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学问,受到人为遮蔽,民俗研究退居幕后,民间文学方向受到特殊重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并多方面参与民间文艺的搜集与研究,成为民俗学学科建设探索启动阶段的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民间文学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民俗学学科的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正式启动。1949年,钟敬文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本科生开设民间文艺课程,并将苏联及国内资深学者的22篇文章选编为《民间文艺新论集》[9]作为教学参考资料。赵景深、罗永麟也曾分别于复旦大学、震旦大学讲习民间文学[10]。1950年,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上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11]将“民间文艺”设定为中国语文系选修课,正式确定了民间文学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1952年的“院系调整”特别强调进行以苏联模式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改革,扶持符合国家建设需求的专业人才,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被打上资产阶级烙印,受到冲击,而民间文艺因为符合苏联课程设置和社会建设需求得到了保留。在1953年颁布的《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中,“民间文艺”的名称为适应苏联课程模式被调整为“人民口头创作”,并开始成为必修课[12]。这一年,钟敬文开始招收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批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并于1955年成立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这次民间文学专业在高校的建设持续到反右倾运动之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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